“刚来林场时，这里就是一片黄沙。别说是树，连草都没有。”林场工人王德忠说，“每到春季刮大风的时候，漫天黄沙。一年中有一半的天数是沙尘天。”

在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县林场黄羊滩，大大小小的沙丘有72个，而王德忠带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爬上的“大沙塄”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后，工人们用了7年多的时间，在荒沙滩上种植了2万多亩杨树、沙枣、侧柏、刺槐等树木。现在好了，有风也不起沙。”王德忠所在班组的领班史建青说。

据国家林业局介绍，截至2012年4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已累计投入资金562亿元。同年9月，国务院批准《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规划（2013～2022年）》，决定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总投资将达877.92亿元。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在河北张家口等地采访时注意到，京津风沙源工程区综合效益明显，不仅改善了生态，生活在工程区的居民收入也在增加，“生态产业化”模式初具规模。但由于投入不足，治理成果尚不稳定，治理难度越来越大。

沙尘影响15省份200万平方公里

西起内蒙古达茂旗，东至河北平泉县，从南部的山西代县，到北部的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在方圆45.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从2000年起，京津风沙源工程让亿万人受益。

王德忠58岁，他的家离农场约4公里，1976年就到林场工作了，多年的曝晒，让他的皮肤黑到了脖子根，加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黝黑发亮，像是老树皮。一头短发也像是被烤焦了一样，紧紧地蜷缩在头皮上。

宣化林场场长李澍贵介绍，黄羊滩地处张家口市宣化区洋河南，总面积14.3万亩。上世纪末，滩内全部由流动沙丘、半固定和固定沙地组成，其中流动沙丘占40%，居张家口市五大沙滩之首。

“前些年，冬春季滩内风蚀严重，沙尘暴肆虐；夏秋季暴雨冲刷，洪水频发。黄羊滩风沙、泥沙成灾，是加速官厅水库淤积、京城水质与空气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李澍贵说。

宣化林场办公室挂着黄羊滩治理前后的对比图，治理前的景象与沙漠无异，如今黄羊滩已满目苍翠。

在河北省怀来县，《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爬上了龙宝山沙丘。这座沙丘高12米，面积56亩，距北京饮用水源地官厅水库3.7公里，距北京市中心直线距离只有70公里。

怀来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朱群德告诉记者，怀来是风沙进入北京的重要通道。据2000年调查的数据，全县沙化土地面积有50余万亩，占全县国土总面积的18.5%。其中位于县域东部、官厅水库南岸的“南马场”和县域中西部、官厅水库北岸的“甘家滩”两大沙滩土地沙化最为严重，危害最大。

朱群德说，上世纪末，地处南马场的龙宝山沙丘已逼近村边，堵塞了河道，直接影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由于地处风道，沙源充足，靠近北京，冬春季西北风途经怀来，风卷黄沙直接进入北京。

这仅仅是当年北方地区沙尘肆虐的缩影。《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国家林业局了解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频发。特别是2000年，华北地区沙尘天气日趋频繁，仅在3、4月间，北京就遭受12次沙尘暴或浮尘天气。

一次次的强沙尘暴和扬沙天气，影响到内蒙古、宁、甘、陕、晋、冀、京、津、辽、吉、鲁、豫、鄂、皖、苏等l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范围之广、强度之大比较罕见。

当年5月12日至1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考察了河北、内蒙古沙化严重地区，要求加快防沙治沙步伐，特别是要加快北京及周边地区防沙治沙速度。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拉开了大幕，2000年6月开始试点。2002年3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规划（2001～2010年）》出台（后延长至2012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全面展开。

根据规划，工程建设范围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内蒙古等5省（区、市）的75个县（旗、市、区），总国土面积为45.8万平方公里，其中沙化土地面积10.2万平方公里。

这项工程主要是通过采取禁牧舍饲、生态移民、封山育林（草）、飞播造林（草）、人工造林（草）、退耕还林、草地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措施，使工程区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基本治理，生态环境明显好转，风沙天气和沙尘暴天气明显减少，从总体上遏制沙化土地的扩展趋势，使京津地区及其风沙源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生态建设产业化”模式

张家口市也是在这一时期“卷入”防沙治沙战役的。

“张家口地处首都北京上风上水，是西北风沙南侵京津冀地区的主要通道，也是河北省防沙治沙的主战场。”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李金华对记者说。

常年在一线治沙的李澍贵介绍，其实，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当地林业人年年都在治沙，“那时是低成本治沙，不求科技含量。”李澍贵说，“当年剪根柳条往地上一插，就算种上了，能不能成活没人管。几十年累计种了5万多亩，但实际上，有林地不到3万亩，而且大多是小老树。”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后，防沙治沙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以宣化黄羊滩沙化治理为例，李澍贵介绍，在树种设计上要求合理布局，乔灌草结合，针阔林混交，经济林和生态林兼顾；树种的选择上坚持沙生优质与多样化、多色彩相兼顾，比如新疆胡杨、内蒙古沙柳和沙枣、东北樟子松以及优质李、枣、杏等都是首次落户黄羊滩。

“堵口子、划格子、盖被子”，这是林业工人总结的一套治沙办法。即在沿河区营造防风宽林带、林网，在流动沙丘营造网格状生物沙障，培植沙生植物，以及工程区沿路行道树建设。

黄羊滩沙化治理过程中还创造性地采取了政企联手、密切合作、各司其职的运行管理模式，即以投资方中信公司为主导、以实施方原宣化县政府为主体，以督导方北京绿化基金会为指导这一“三位一体”的模式。

李澍贵认为，这一模式的创新和应用，保证了工程建设资金的足额到位、技术指导的科学用力、工程难题的及时解决和工程整体的稳步推进。

在河北怀来，当地政府创造了“先治后卖”的治沙模式。朱群德介绍，这一模式是由集体先进行治理开发，然后通过承包、拍卖、租赁、股份制等形式分户有偿经营治理。官厅湖上游的老君山流域大部分荒坡就采取这种形式，面积有1万多亩。

另一种办法是“公司返租倒包治理”，即企业先期投入租赁土地使用权进行规划，建设基础设施，进行生态、经济林统一营造，然后再进行招标承包租赁拍卖，滚动式治理，怀来县土木镇千亩鲜食葡萄高科技示范区建设就是采用了这一模式。

还有一种是通过企业独资或者合资方式治理，利用怀来得天独厚的气候、地质条件，盛产优质酿酒葡萄的优势。2006年到怀来的浙江人贾季伟经营着德尚葡萄庄园，他租了3000亩沙地，种植赤霞珠等酿酒葡萄。“每年的投入有500多万元，庄园有自己的酿酒厂，已经开始产生效益了。”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葡萄庄园每年还向当地农户收购葡萄，带动了上百户农民致富。

而更主要的是，这种“生态建设产业化”的模式，有着多种作用，包括增加森林植被，改善森林结构，提高涵养水源能力，防风固沙、调节气候，构筑环京周边绿色生态屏障等。

怀来县林业局葡萄产业办公室主任李慧勇介绍，目前，怀来全县葡萄种植面积有27万亩，覆盖16个乡镇、150个街村、4.2万农户。葡萄年产量15.6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葡萄种植收入占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0%以上，对全县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达30%以上，产业化经营率达76.3%以上。“沙城产区”12大品牌、50多个品种的葡萄酒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14%。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中多种治沙模式的运用，收效明显。以怀来县为例，当地林业部门测算，工程实施以来全县净增有林地面积41万亩，森林覆盖率由治理前的32%增加到现在的47.2%，增加了15.2个百分点。与2000年以前相比，大风日数由原来的46天减少到22天，沙尘暴天数明显减少。

此外，怀来县项目区群众通过参与工程建设，增加收入多的每人每年6000～8000元。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将全县6.8万亩的山杏全部改接为杏扁和优质黄杏，退耕户人均增收600～800元。

国家林业局的监测数据显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实施十几年来，由沙尘天气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强加强区”变为“弱加强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五省（区、直辖市）沙化土地总面积减少了116.3万公顷；工程区释尘总量由2001年的0.31亿吨下降到2010年的0.26亿吨，减少了16.2%；工程区森林覆盖率达到15.01%，比第六次森林清查时的10.94%增长了4.07个百分点；京津风沙源区扬沙天气15年锐减43%，从总体上遏制了沙化土地的扩展趋势，使北京周围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工程区人均GDP从1999年的4687元增加到2010年的27192.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9年的1956.3元增长到2010年的4084.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