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天府森林四库”是四川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的创新实践，既是必须扛起的政治任务，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既根植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又立足当下现实基础，意义重大、潜力巨大，亟需从多维视角深化探讨，从而厘清思想、凝聚共识。

一、建设“天府森林四库”的理论历史渊源

建设“天府森林四库”既有“中国风”更具“四川味”，既是对先进理论的实践转化，也是对生态智慧的传承创新，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一）马克思主义森林观在四川的当代实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将劳动过程界定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一旦这种交换出现“新陈代谢断裂”，生态危机便随之而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并以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古文明衰落为例，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森林观开拓了人与森林关系的认识范畴，凸显了森林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传承并创新这一思想，既强调合理利用更注重保护培育，对四川林业建设给予了重要引领。1950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开荒不要鼓励，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的问题是树林少”。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视察四川时目睹长江沿岸荒山秃岭，明确要求“绿化长江”，推动四川开启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早期实践。2023年7月，习近平同志来川视察，面对翠云廊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谆谆嘱托“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天府森林四库”建设传承和遵循这些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在巴蜀大地的生动实践，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逻辑。

（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四川行动

“森林四库”论历经三十余年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深化，从习近平同志1989年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提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到注重森林固碳作用，再到强调推动“森林四库”更好联动，要求提质兴业利民，逐步形成完整论述体系。这一重要理论，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着力夯实生存之本、拓宽致富之路、提升生活之质，回应了绿色发展、粮食安全与碳中和等时代课题，具有鲜明的系统性、人民性和时代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林业领域的原创性贡献。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生态区位十分重要，水热条件总体良好，森林资源相当丰富。建设“天府森林四库”，正是四川找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立足点落脚点，主动作为、敢于创新，有效彰显森林资源大省责任担当的关键路径。

（三）巴蜀生态智慧积淀的传承与创新

远古时期，巴蜀大地森林覆盖率高达60-80%，朴素悠长的森林文化为“天府森林四库”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森林利用方面，《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之际，巴蜀之地即以“丹、漆、茶、蜜”等林产品纳贡，且“园有芳翡、香茗”；《四川通志》“木政篇”载，四川楠木等优质木材曾用于修建长乐宫、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宫殿，明清时期有记载的“皇木”采办就达23次、历时400年；唐宋时期以树木等为原料的益州纸品更是作为贡品远销中原，使四川成为全国造纸中心。森林保护方面，《蜀王本纪》“杜宇化鹃”传说、三星堆青铜神树，《华阳国志》“蜀中山川神祠皆种松柏”的记载，释海源《古德林赋》中峨眉山寺院林木“不采之例”的规定，以及凉山彝族“狩猎有度、护林为基”、古羌族“神山森林”的传统，无不体现蜀地先民敬畏森林的原始生态观；秦始皇修阿房宫大伐蜀中之木，也曾诏令道旁植树以补其损。森林管理方面，《唐律疏议》对毁损山林树木作出具体量刑规定，南宋颁布“禁四川采伐边境林木”诏令；宋仁宗诏令陕西及益州路沿线植树，并与官员履职评价挂钩；明正德年间，剑州知州李璧颁布“官民相禁剪伐”禁令，将翠云廊古柏数量、生长状况作为官员“交树交印”政绩考核。“天府森林四库”建设植根于这些传统文化，融合古蜀文明对森林的自然崇拜、价值认知与生态考核理念，是对巴蜀森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因。

二、建设“天府森林四库”的森林自然规律遵循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其多种功能相互依存、互为支撑。建设“天府森林四库”，本质是立足四川实际，对森林自然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自觉遵循，或者说是由森林效益发挥所决定的结果导向。

（一）尊重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多样性与关联性

“森林水库”凸显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生态功能，“森林钱库”彰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森林粮库”体现森林维护粮食安全的底线思维，“森林碳库”展现森林是天然的“减碳工具”。“森林四库”是有机统一整体，如同一棵树的不同侧面，任何偏废都可能破坏整体平衡、引发连锁反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1999年，四川在全国率先实施退耕还林，初期只注重森林生态功能、严格限定营造生态林，导致森林功能单一、成果巩固乏力；2014年第二轮退耕还林则强调提质增效，兼顾发展经济林。2017年，四川探索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初期强调绝对保护，引发不少矛盾，后期则注重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2025年9月颁布的《国家公园法》专章规定“参与和共享”。“天府森林四库”建设的最大价值，就是将联动作为核心方法论，必将更好推动“森林四库”功能协同增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二）尊重森林资源的可再生性与较长周期性

森林可通过自然繁殖和人工培育延续种群，其可再生性源于通过光合作用的自我更新能力，本质上区别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但与风能、水能、光伏能等即时捕获的流量型能源不同，森林再生存在生态阈值，是生物内在节律与外部环境协同作用的生命过程，具有显著的时间累积性。森林再生周期受树种、地域等因素影响：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等水热条件较好地区，人工桉树、杨树、桤木轮伐期为6-8年，杉木、马尾松为15-25年，柏木为40年以上；川西高原高寒环境的云杉、冷杉等，成材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银杏、珙桐等珍贵乡土树种生长周期漫长，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因此，既要看到森林作为可再生资源所决定的可利用性，又要看到其再生周期长所要求的有节制性，真正实现“取予平衡、用养结合”，这正是“天府森林四库”建设的根本要求。

（三）尊重森林发挥多样化功能的地域差异性

地域分异规律是自然地理学与景观生态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揭示自然地理要素（如气候、地貌、土壤、水文）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生态系统，决定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与服务功能必然呈现空间异质性。四川地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过渡地带，以龙门山、大相岭、大小凉山为界，地形总体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复杂、气候梯度明显，水热条件东西差异大、垂直变化突出，形成了典型的水平地带性与垂直地带性分布格局。东部四川盆地海拔多为200-750米，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发育常绿阔叶林及大面积人工林；西部川西高原海拔3000-4000米，属高原高寒气候，分布着亚高山针叶林和高山灌丛草甸。建设“天府森林四库”强调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川西高山峡谷区分布着岷江冷杉林、川西云杉林等原始林，重点强化水库、碳库功能；海拔3000米以下的盆地周缘及丘陵地区，立地条件较好，侧重发挥钱库、粮库价值，从而实现“四库”效益最大化。

三、建设“天府森林四库”的历史经验总结

回顾四川林业发展历程，不同阶段对应着特定的国情省情，对森林价值的认识和森林功能的发挥也有着逐渐校准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川作为我国重要林区和战略大后方，林业核心任务是保障成渝铁路、成昆铁路枕木等国家建设用材。全省先后建立100余个森林采伐企业，累计上缴税利达26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家工业化和“三线建设”，长江及其支流岷江、大渡河、金沙江等“川江放排”“沿江漂木”成为当时的特有景象。由于长期重开发轻培育，加上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大刮“共产风”等影响，全省森林资源特别是天然原始林急剧减少，森林覆盖率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一度降至9%，70年代末也仅缓慢恢复至13%。

改革开放后，面对森林锐减、生态恶化的形势，四川开始加强森林培育，1980年起全面启动长江防护林建设工程，在盆周山区启动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1989年起实施“绿化全川”行动，众多国有林场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受“木头财政”等历史条件制约，各类森工企业仍旧大量采伐，维系着地方财政与数十万林区职工群众生计，截止1998年累计生产木材超过1.2亿立方米。这种深度依赖导致“砍大于栽”长期存在，森林资源一直在治理与破坏中徘徊，重点林区森林资源继续减少，最终导致“资源危困、经济危机”。同时，由于农村人口众多、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农民对林木的依赖较强，砍柴放牧无处不在，荒山秃岭随处可见。

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敲响了生态警钟，四川当年即在全国率先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把森老虎请下山，变砍树人为护林人”，次年又率先启动退耕还林工程，从此迈入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转型期，森林覆盖率从1997年的24%持续恢复至40%以上。由于实行严格的抢救性保护，作为林业主导产业的木材生产断崖式下跌，产量从1997年的358万立方米减至2000年的9.6万立方米，即便2025年回升至500余万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不足4%，与森林资源大省极不匹配。“十四五”期间，全省年森林采伐限额1797.44万立方米，实际采伐仅25%左右，木材对外依存度高达50%。自2018年3月蓉欧班列木材定制班列开行以来，累计发回约4000列，进口木材16.2万箱、共计617万立方米。

四川林业发展的历史证明，森林的多元功能如同自行车之两轮，必须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任何偏重单一功能、割裂保护与利用的发展模式都不可持续。建设“天府森林四库”正是深刻总结四川林业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推动四川林业迈向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新征程。

四、建设“天府森林四库”的农村潜能释放价值

“森林四库”建设的主阵地在农村，源于习近平同志《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的重要论述，这对四川农村林业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森林与脱贫人口的同构性分布提供广阔空间

四川是一个多山省份，山地和高原占比超过97%，90%以上的林地集中在乡村及山区，其中88个脱贫县林地面积占全省77.7%，50个乡村振兴重点县占到61.6%。全省集体林超过1.9亿亩，其中集体人工商品林8369万亩，89个集体林重点县中有84个位于平原丘陵区和盆周山区。林业产业链条长、就业岗位多样，山区群众历来靠山吃山，实现乡村振兴“希望在山、潜力在林”。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口径，2025年全省林业产值607.7亿元，同比增长11.5%，增速高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8个百分点，成为农业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板块。林业是农民最为熟悉的传统产业，建设“天府森林四库”必须也必将以乡村为主阵地，通过系统谋划和要素聚集，有效释放这片广阔林地的巨大潜力。

（二）农村发展格局的深刻变化引导具体实践

当前，四川农村同全国一样，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度变化，要求“天府森林四库”建设尊重其发展规律。2024年，四川农村常住人口3337万，同比减少52.7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1%，高出2000年33个百分点；由于青壮年大量外出，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比27.3%，高出城镇10个百分点。随着城镇化推进、交通条件改善以及机械化、信息化普及，农村能源结构从单一依靠薪柴转变为部分依靠电力、天然气，建房材料不再单纯依靠木材，农业生产对耕牛的依赖也大幅减少。这一系列总体上不可逆的变化，无疑不减少对森林资源的消耗，推动农村生态环境自然向好（甚至有耕地摞荒而自然成林）。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经营，特别是规模化专业化经营主体不足，森林的多种价值尚未有效发挥，林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如何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系统挖掘森林钱库、粮库价值已成为当前重要任务。当然，对于局部地区而言，森林的水库、碳库价值仍不能忽视。

（三）林业发展不足质量不高的短板提出长期要求

四川森林资源总量大、产出多，但和林业发达地区相比，发展效益不高、发展潜力巨大。一方面，森林资源质量不高，每公顷蓄积109.33立方米，远低于全球152立方米的平均水平。四川森林面积约为日本的70%，但森林蓄积（18.95亿立方米）仅为日本（55.6亿立方米）的34%。另一方面，林业产业发展不足，2025年林业总产值6600亿元，与林业强省差距明显：广东森林面积1.44亿亩，林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福建森林面积1.21亿亩，林业总产值8548亿元；广西森林面积2.23亿亩，林业总产值达1.16万亿元，人造板产量超7500万立方米。经测算，四川实际可利用林地达1.74亿亩，是耕地的2.2倍，但林业亩均产值230元，不足种植业4%。这种“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现实矛盾，迫切需要通过建设“天府森林四库”来破解，从而有效释放农村林业潜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