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白马雪山。李瑞璇/摄

在丽江高山植物园，来自全国各地的植物爱好者络绎不绝。随着登山步道的延伸，一片茂盛的森林映入眼帘，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雪山。

很多人来此旅游，只为一览美景，但有一个人，对于园中每棵树木的位置，“甚至比对自己家东西摆放的位置还熟悉”。丽江高山植物园有个“隐藏身份”，就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丽江森林生物多样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丽江站”），而前面所说的这个人，就是在站中工作的工程师范中玉。

日前，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跟随范中玉所在的科研团队，走访昆明市、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等多个地方。这些在高山、森林中穿梭的科研人员，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他们之间流传着“没有被蚂蟥吸过的植物猎人不是真正的猎人”的说法，有被命运的齿轮改变、爱上植物的年轻人，还有“与狼为伴”的科学家……他们远离城市的喧嚣，追寻自己的热爱与内心的宁静，守护着滇西北植物家底。

温室中的滇重楼。李瑞璇/摄

植物“守护者”

在滇西北雪山深处，坐落着10个植物引种保育及栽培温室，植物在这里静静生长着。丽江站副站长许琨总会到雪山上寻找植物物种，像收集“手办”一样，将其带回温室进行保存、引种驯化等工作。

他还会将培育技术和幼苗无偿分享给当地民众：一来让罕见物种“飞入寻常百姓家”，让这些植物更好地“繁殖”，让民众不知不觉加入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列；二来让人学会技术、培育物种并进行售卖，可以提高当地民众的收入水平。

藜芦科植物滇重楼便是许琨成功“推销”出去的“手办”之一。作为药用植物，滇重楼是云南白药的重要成分，很多人曾上山去挖野生滇重楼，威胁到它的生存，野生滇重楼一度成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近危植物。

“保护一种植物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用起来’，植物的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会存在很快消失的风险。”许琨说，他和相关技术团队经过研究，将滇重楼的萌发时间从两年半缩短为半年，再通过与相关部门合作将栽培技术提供给民众，越来越多的人培育滇重楼并获利，滇重楼的数量也随之上涨。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丽江站自建站以来已开展观测12年，获得了大量一手观测数据，收集保存了滇西北地区2600余种（种子1600余种，活体1000余种）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繁育平台。同时，丽江站每年接待国内外科研机构或团队600余人次，每年来站访问人员平均2000人次。

事实上，滇重楼所在的温室，是丽江站“最容易搞定的植物”聚集地——普通种子萌发室。

据许琨介绍，丽江站将植物培养分为普通种子萌发、高标温室、人工气候室、组织培养室4个等级，培养难度也逐级递升。

走进高标温室，可以看到可控温、控光的设备，这里培养的植物相比于普通种子萌发室“较难伺候”。

对于“最难搞定”的植物，许琨会将其放入组织培养室，它不仅能控温、控湿，还能控光、控气，同时它的成本也是最高的。

“这里像植物生产线一样，也可以称为‘植物工厂’。”许琨说。

面对这“几板斧”，大部分植物都会“缴械投降”，乖乖抽枝发芽，但也有少数“顽固派”植物，仍然拒绝发芽，许琨便将它们拿出来专门研究。

在这样的培养体系下，很多植物从“幼儿园”的种子形态，到“毕业”的成熟形态都很顺利，“随着科技的发展，条件越来越好，‘毕不了业’的概率也越来越低了。”许琨说。

除了与植物“斗智斗勇”，这些科研人员还需要面对高山上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在野外台站流传着一句话，“没有被蚂蟥吸过的植物猎人不是真正的猎人”，许琨他们出野外除了要面对蚂蟥，还要面对高海拔缺氧、野外攀登、极端天气等多项挑战，经过多年的历练，作为“猎人”的许琨拥有着丰富的野外经验，面对极端情况也能“应对自如”。

“科研人员对大自然总是抱着敬畏的态度。”许琨说，对滇西北来说，随便去哪里“一不小心”海拔就会超过4000米，这让他感到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垫紫草。高少羽供图

“把家底摸清楚”

迪庆白马雪山高山冰缘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白马站”），是云南省目前海拔最高的科学观测研究站，站区海拔3800-4300米，部分监测样地海拔近5000米。

“我们可以看到，树木长到这里就长不上去了。”白马站常务副站长、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扬指着一片稀疏的树木群落说，取而代之的是杜鹃灌丛与草甸交错的植被景观。

高山冰缘带指永久雪线以下、高山草甸以上的狭窄区域，是草本植物分布的海拔上限，杨扬主要关注的是这一区域丰富多样的植物特化结构及其适应现象。通过20多年的研究，杨扬发现，植物为了在这样的极端生境中生存，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和策略。“我们就想知道它是怎么在高山冰缘带这一‘不毛之地’存活下来的。”杨扬说。

同时，以高山冰缘带为代表的高寒生态系统，也是对于全球气候变暖最为敏感的区域。杨扬解释，如果非洲热带地区气温上升1-2摄氏度，对植物影响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如果在高寒地区气温上升1-2摄氏度，积雪融化的时间就会大幅提前，可能使植物过早地暴露于夜间极端低温的威胁中。

关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高寒生境植物的应对策略，也是白马站的重点监测方向和研究领域。

多年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杨扬举了个例子：众所周知，寒冷区域树木构成通常以落叶和针叶种类为主，但在以白马雪山为代表的滇西北和横断山高海拔地区，却发现了“本不应该出现”的黄背栎和栎叶杜鹃等常绿硬叶或阔叶树木。经过长期的物候监测和科学研究，研究者发现上述树木具有很强的耐冻性。

它们是如何抵御寒冷的？杨扬介绍，这些高山冰缘植物往往“长得很特别”。比如苞叶雪莲为了躲避低温的伤害，会将花序包裹在由半透明苞片相互重叠形成的类似温室一样的特化结构中；水母雪兔子会长出很厚实的被毛，被毛可以把花序包裹起来，“就像我们人穿了羽绒服一样”。

不过，有时植物调整自身的速度，远比不上气候变暖的速度。当气候变暖过程被按下“加速键”，一些低海拔或中海拔的植物，将会爬升到高海拔的区域，并且占领高海拔地区植物的生存空间，“一两百年后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边缘植物，都将面临灭绝”。

杨扬希望通过科学的研究方式，为白马雪山以及更多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雪山“发声”，为这样的局面敲响警钟。通过白马站的研究，为今后预警机制的建立提供相应理论支撑，同时，通过“摸清白马雪山植物多样性家底”了解植物多样性的形成过程，有利于国家相关部门更好地制定保护政策。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宏伟认为，“摸清家底才能更好地守护家底”。在他看来，目前昆明植物所以及下属的丽江站、白马站实施参与的国家重大研究计划，丽江站、白马站平日进行的植物资源基础调查、植物标本收集等工作，都是为了“把家底摸清楚”，以便于更好完善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

“这些研究成果都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百姓生命健康、抢占科技制高点等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宏伟说。

随着白马站的建立，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半径扩大了，白马雪山及其周边区域也不断有新物种被发现。以白马雪山命名的“白马荠”，就是该地区特有的植物种类，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新物种的发现，从侧面反映我们还有很多知识需要更新。”杨扬说。

采访时，突然下起了冰雹，杨扬将自己的冲锋衣紧了紧，“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他对这样的天气变化早已习以为常。他解释，白马雪山处于高海拔区域，所以它有“四季如春，全年皆冬”的特点，在任何时间点，都有可能出现极端天气。

“我很喜欢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杨扬说，在白马站建立之前，很多科研人员去野外考察，一去就是七八个月，还要面对相当于低海拔地区百分之七八十的氧气含量。目前的硬件条件相对而言已经有了很大提升，杨扬希望，这种科学精神能够在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身上传承下去。

人工气候室内部。李瑞璇/摄

与植物为伍的理由

“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出生于1999年的高少羽，正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就读植物学专业研究生，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句话。

在复旦大学就读本科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高少羽接触到高山植物，通过与多位高山植物学老师交流，他认识了杨扬。

白马站的野外调研工作，让高少羽有了精神层面的满足，随着深入了解各种各样的植物，他发现“这种感觉越来越好”。

白马雪山多变的环境、人迹罕至的流石滩，常让高少羽醉心其中。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大雨过后天气突然晴朗，在夕阳光线下植物的倒影慢慢倾斜，背后是巍峨的白马雪山，“我们可以见识到许多普通游客从未见过的景象”。

收集植物“手办”也是让高少羽最有成就感的地方之一。

他的朋友圈背景是一些蓝色的小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花，高少羽足足追寻了3年。

它们是高山植物中的垫状植物垫紫草，生活在海拔5000多米的流石滩上，每年四五月开花。

“2021年白马站天气不合适没有上去、2022年到达时它的花期已经结束，直到2023年我才见到这种植物。”高少羽记录了追寻垫紫草的整个过程。

追寻的意义是什么？高少羽认为，每个物种在上亿年的进化过程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进化历史，背后承载着各种有趣的故事，人类需要保护它们，留存一段地球和生物的记忆。

他计划将白马雪山的冰缘带植物整理成一本书，记录雪山物种资料，让更多人了解、保护冰缘带。

同样因为热爱而投身野外科学观测的还有范中玉，由于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待在野外，常被爱人数落：“天天在林子里跑，孩子生病也照顾不了。”但在他看来，这件事很有意义，通过一手的监测数据为科研和长期的国家任务做准备，“我做了10年，未来还会一直做下去”。

“有些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科研，有些人为了热爱而进行科研，有些人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杨扬认为三者都没有错，重要的是将科研转化为知识，将知识传播给大众。于自己而言，杨扬觉得21年来在野外与植物相伴的生活让他得以摆脱城市的喧嚣，获得心灵上的宁静。

“能在野外台站待下去的科学家，一定具有对科学的兴趣和情怀。”李宏伟说，很多人到野外台站两三天可能会“兴奋、激动”，但长期待下去却需要坚毅的精神和对科学的责任心。

李宏伟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在植物学一线的科学家不少于50人，每个人都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即使这个时代中很多人以工作岗位、环境等作为找工作的前提，但现在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坚守在科学的第一线，怀揣着科学梦想走入无人区，为科学事业努力着，贡献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